历史上，茶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御边利器，用茶可以换取优良的战马。在冷兵器时代，没有机枪，没有坦克，战马的数量、战马的速度和冲击力往往决定战役的成败。因此，茶叶出口关系着国力、军力的盛衰。所以，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对茶叶出口管制极严，一旦私自出口茶叶百斤，或者私自卖给进贡回程人员茶叶百斤者，“均计数科罪”，量稍大的还要砍头。但，普洱茶从来不是停滞的，它始终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流动着。1889年云南设立海关，开商埠之后，我们或许就可以从官方记载中追寻普洱茶的一部分模糊足迹。
中法战争后，1889年，云南在蒙自建立海关，根据条约开设商埠，此时，国内货物可以通过马帮运到红河上游的蛮耗再用帆船运出国境，进入越南北部，随后，有部分茶品又从越南北部的海防运往香港。1889年，蒙自海关首次记录，有382担(每担约50公斤)茶叶出境，第二年，茶叶出口增长到1400多担，第三年亦为1400多担。这些茶大多被海关标记为红茶(black tea)，因当时云南没有红茶制作工艺，所谓红茶应该都是有一定发酵的普洱茶。它们大多在越南销售，是否有再转销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尚难判断。出口的增长，转过来刺激了生产，很多的石屏籍商人开始把他们自家商号的总号迁移到蒙自，以便于处理出口和进口货物的仓储、理货、报关、联系马帮等需要。
此时，出口普洱茶的来源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来自六大茶山的正山茶，产在传统的普洱茶产地倚邦或易武，种植管理精细，一年中采摘次数较多，滋味较好，又被称为“大山茶”;大山茶中最上等是生芽，其后是熟芽和毛尖;第二个是各商号在车里(今景洪)、勐海收购的茶叶，在当时人的观念里这种茶一年只采两次成熟叶，分为细茶和粗茶两种，质量较差，称为“坝子茶”，往往要冒攸乐之名销售，在思茅压制后再运到蒙自;第三个是1840年以后开始种茶的红河的大羊街、元江一带的茶叶，它们的集散地是元江的猪街，因此叫“猪街茶”。1892年，云南普洱茶的出口在蒙自海关有了较大增长，共出口2393担。这个增长应该得益于1892年实施的《法国海关税则》，税则规定，云南转口货物，允许免税通过，也就是说，通过红河运出的货物，只要证明是出口其他国家或运到中国大陆其他省份的可以不用在越南上缴海关税。因此，这2300多担茶叶中应该包含大量过境茶叶，也就是去往香港的茶叶。只可惜，由于一直没有找到当时的税收细目，无法猜测到底有多少普洱茶进入香港。
以后几年蒙自海关茶叶出口的数字如下：1893年，2044担;1894年，1220担;1895年，2275担;1896年，1033担;1897年，898担;1898年，1291担。这里我们看到，1897年茶叶出口有一个大的滑坡，只有898担，主要原因应该是这一年在思茅设立了海关，一些易武、倚邦等地出产的茶叶可以通过易武乡的曼乃口岸，由马帮运入老挝、泰国，或者经过江城的坝溜渡，由水路进入老挝，再行驶到红河主航道进入越南。但这一年经过蒙自海关运往香港的茶叶却有一个准确的数字510担，在898担中占比接近57%，第二年，也就是1898年，经蒙自进入香港的茶只有350担，占比下降28%。根据《中国各通商口岸对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1919年到1929年，是普洱茶出口香港的黄金时期，每年出口在3000担以上，最高峰是1929年，出口香港3968担，同时出口其他国家73担。这些茶中有易武茶，也有更多的应该是猪街茶。毕竟，猪街、大羊街离蒙自很近，生产、运输成本比易武茶低很多。早期的猪街茶最有名的应该是宝和祥，按照当年的文件看，以宝和祥名义出口香港的猪街茶在1915年前后达到每年千担以上。易武茶和猪街茶在19世纪20年代以后也进入了新加坡，进入的品牌更多的是宋寅号和乾利贞号，只是数量比香港少很多，部分普洱茶又从新加坡转往吉隆坡、槟城等地销售。
民初，石屏茶帮中的很多茶庄为了方便出口，将他们的总号迁移到蒙自。杨凯/图
也许是因为商标纠纷，宝和祥品牌普洱茶渐渐淡出香港。20世纪30~40年代，香港最好销的普洱茶是宋聘号、宋寅号、同庆号、乾利贞、同兴号，这五个商标是四家所有，他们的销售价格也是最高的。据生产敬昌号普洱茶的马泽如先生1981年回忆：“江城一带产茶，但以易武所产较好，这一带的茶制好后，存放几年味道更浓更香，甚至有存放到十年以上的。出口行销香港、越南的，大多是这种陈茶。因为一方面经泡，泡过数开仍然有色有香;另一方面又极易解渴，且有散热作用;所以香港一般工人和中产阶级很喜欢喝这种茶。(当时七子饼茶)较好的牌子有宋元、宋聘、乾利贞等，稍次一点的有同庆、同兴等。宋元、宋聘茶在香港每筒可卖港币五十元，稍次的四十元，江城茶每筒只卖二十五至三十元。敬昌号的茶叶初运到香港时，因是新牌子，每筒只值十七八元。后来经过改良加工提高质量，每筒已能提高售价至二十五元，甚至三十元。我们一方面在江城收购陈茶，一方面增加揉制产量，从每年二三百担逐渐增至一千担左右。同时加强外运，分三条路线运输香港：一路由马帮驮到昆明装滇越火车到(越南)海防再海运到香港;第二路从江城雇牛驮到老挝坝溜江下小木船进越南转口运香港;第三路从江城雇黄牛帮或马帮驮到老挝或景栋(在缅甸)转运泰国曼谷，再转运香港。”通过景栋、仰光出口的通道是20世纪20年代走通的。这条道上大量的货物是借道缅甸、印度运进西藏的紧茶，产地主要是勐海和现在的景洪等地，也有一些勐海茶庄加工少量七子饼茶经景栋、仰光运到香港、泰国或马来亚。
敬昌号普洱茶大票也以香港声誉卓著为招徕。杨凯/图
抗战时期，云南周边均为日军所占，出口完全停顿。抗战胜利后，敬昌号将抗战时期大量收购的各茶号七子饼茶，用汽车通过广州运往香港，缓解了香港市场长期无普洱茶到港的窘境。这以后，与敬昌号是亲戚关系的茶号瑞丰号仍在经营着销港普洱茶，他们把茶从思茅运到昆明，在昆明重新包装后悄悄地运往香港，直到1951年老板马子舆逃离昆明为止。
云南的普洱茶出口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也经历了一个为外界逐渐认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道路条件的改善起了很大作用。20世纪第一个十年，滇越铁路通车，20世纪第二个十年，找到了经缅甸铁路出海的通道，这两条道路大大缩短了云南茶叶外运的时间，降低了运输难度，对云南的茶叶出口功劳尤大。
尽管云南在1900年巴黎博览会上就在大力宣传云南地理、气候和普洱茶品种的独特性，宣传云南大树茶平均有7英尺高，12或者15英尺的茶树也很常见，是中国内地各省的一种奢侈品，但由于云南普洱茶口感的独特性，当年并未为西方人所接受。反倒是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侨，逐渐接受了普洱茶，侨销七子圆茶(即七子饼茶)成了给海外华侨带来吉祥寓意的，可以长期存放的，养胃消食的美好饮品。
来源：普洱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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